《韩非子·喻老》里的扁鹊见蔡桓公，穿越千年时光，依旧是一面照见人心与人性的明镜。战国名医秦越人，世称扁鹊，以望闻问切洞见病灶；蔡桓公（一说为齐桓侯，与春秋五霸之齐桓公迥然不同）身居高位，却闭目塞听、拒医拒谏，终致腠理之疾入骨髓，小病拖成绝症，一命呜呼。这则典故凝练出“讳疾忌医”四字，道破了隐瞒缺点、逃避批评、贻误整改的千古教训，更在今日党风廉政建设的征程中，振聋发聩，警钟长鸣。

 病在腠理，汤熨可及；病在肌肤，针石可治；病在肠胃，火剂可愈。扁鹊三番觐见，句句忠言，皆是救命良方，可蔡桓公却执迷不悟，一句“寡人无疾”，道尽傲慢与侥幸。他不屑医者仁心，反感逆耳忠言，将善意提醒视作沽名钓誉，把自身隐患当作无中生有，一次次推开救治的机会，任由病灶在体内肆意蔓延。待到病痛彻骨、回天乏术时，再寻扁鹊，早已人去楼空，只留身死名败的结局，让后人扼腕叹息。

 世间之疾，最可怕的从不是病症本身，而是不肯正视病症的心态。古往今来，多少人重蹈蔡桓公的覆辙：小过不纠，终成大错；微瑕不除，终染顽疾。于党员干部而言，廉洁自律的“肌体”，同样容不得半点“病灶”。现实中，不少落马者的蜕变轨迹，与蔡桓公如出一辙：第一次伸手时忐忑不安，第一次违纪时矛盾重重，心中并非没有敬畏，脚下并非没有底线，可偏偏生出“讳疾忌医”的执念——觉得小恩小惠不算病，觉得小节失守无大碍，觉得组织提醒是小题大做，觉得群众监督是吹毛求疵。

 于是，在自我麻痹中藏短护丑，在心存侥幸中一错再错。起初是收一点小礼品、拿一点小红包，觉得“无伤大雅”；继而破纪越规，触碰红线，仍不愿向组织坦白、不肯正视问题；最终贪欲膨胀、底线尽失，在腐败的泥潭里越陷越深，从“腠理之疾”拖成“骨髓之患”，从轻微违纪沦为严重违法，等到纪法严惩、身陷囹圄时，才幡然醒悟，却早已追悔莫及。这些惨痛教训，无一不在印证：腐败的根源，始于微末的放纵；堕落的开端，源于对问题的逃避。讳疾忌医，从来不是保全自己，而是一步步将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
 “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”组织的监督提醒，是治病救人的“扁鹊”；党纪国法的约束，是守护初心的“良方”。严管就是厚爱，监督就是保护，批评就是救治。党员干部手握公权、肩扛责任，更当以蔡桓公为戒，摒弃“讳疾忌医”的愚昧，涵养“闻过则改”的胸襟。要常扫思想之尘，常查行为之弊，对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早发现、早纠正，防微杜渐、抓早抓小；要主动接受组织监督、群众监督、舆论监督，把批评当作镜子，把提醒当作鞭策，不遮掩、不回避、不抵触；要始终心怀敬畏、手握戒尺，守住底线、不越红线，即便有了过错，也敢于直面、勇于修正，主动向组织说明情况，珍惜组织给予的改过机会。

 千年典故藏至理，一字一句警人心。讳疾忌医，终致积重难返；直面问题，方能行稳致远。身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，当以史为鉴，破除侥幸心理，摒弃逃避心态，以“刮骨疗毒”的勇气正视短板，以“防微杜渐”的自觉修正错误，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。唯有如此，方能守护初心不改、使命不怠，在为民服务、干事创业的道路上，走得正、行得稳、远无疆，不负组织重托，不负人民期盼。

（作者：张家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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